在日本推行科举制，不亚于一枚重磅炮弹直击日本儒学界之心灵深处，也直击日本儒学传播的软胁所在。
葛三郎在给大本营的秘密报告加强日本儒学于政权建设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日本之儒学传播始于中国唐时遣唐使，也是在中国的唐代日本大举学习中国，并也曾设立过科举制，如日本历史上的勇山文继便是从民平做到中等官，官位从四品下，在幕府时代相当于大名等级。
只是，日本儒学却没有就此传播开，而仅停留在京城地区，科举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被废除。
概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贵族阶层认为平民当官是对他们的威胁，于是通过世袭制度，使学校只为贵族而设。
儒学也成为公卿贵族把持的学问，更分类固定到专门的家族，有的家族专门讲解五经，有的家族专门写纪传，有的家族专门研究律令，成为贵族的“家学”。出了京城，就很少有人了解了。
葛三郎进一步调研指出，幕府本就是一帮粗鄙武人建立的政权，为了提升形象，历代幕府也注意吸收儒家学问。如足利幕府时代的足利学校就聘请识字和尚为高级武士子弟讲解儒家学问。
但所讲内容肯定是十分肤浅的，主要目的是让武士识字。而武士本身地位是依赖世袭和战功，根本不需要依靠儒学的科举。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后，认识到中国的朱子理学对其统治十分有力，这才大力宣传朱子理学，在各藩普遍建立藩校，以朱子理学为重要内容。
如林罗山等现幕府儒学官就是那个时期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从而能够在幕府任职的。
然而，即便德川家康大力扶持了朱子理学，给予日本儒界资助，但和从前幕府相比也是换汤不换药。
毕竟，武士学朱子学，除了识字外只是学一个大义名分，学效忠家主道理。更深层的内容，藩校不可能教授，也不会让武士去琢磨。
至于什么“民贵君轻”的圣贤道理，幕府更是不可能允许武士们去学。
这导致儒学成了日本官方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信仰。
也演变成日本的武士在学习了儒家思想后，和儒者也依旧不沾边。而那些自愿追随老师学习儒家思想的日本平民子弟，则因为没有科举制度不能当官，只能永远在中底层打层，能够成为大名的家臣替其书写，已是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幸运了。
久而久之，现今日本的儒学传播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给平民子弟带来利益的儒学，自然就不会成为日本的主流学问，百姓们对其也产生不了兴趣。
而那些学通中日的真正儒学家们，也因为没有一个合理可靠的机制让本人、学生们从中受益，无法成为日本政权的一份子，渐渐就成了如“清流”一般的人物。
也许，他们表面上是受到了幕府乃至京都朝廷的尊重，但实际上他们于国家的任何事务都没有发言权。
好比担任幕府首席儒官的林罗山，哪怕贵为将军讲师，他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写写画画而矣。
更像一个“师爷”，而非官员。
结合日本儒学界的实际情况，葛三郎遂大胆提出“科举制”。
葛三郎相信，如果皇军能够帮助日本儒学界在日本推行科举制度，一方面能整合日本儒学界影响和力量为皇军所用；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同其文、同其语、同其思、同其人”，使日本能够长治久安，不复再有倭寇之患。
魏公公在研读了葛三郎的报告之后，亲笔批示几个大字——“高，实在是高。”
学通中外，通晓多国语言，遍通各地风情，古今中外不可多得的、具有极度超高政治与军事智慧，集忠诚和老实于一身的魏公公对科举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本着要将好东西与世界共享，要坚定将日本打造成皇道乐土的精神理念，魏公公指示大本营马上着手对葛三郎报告的论证。
不过，结合当前讨幕战争走势和日本实际情况，魏公公又认为科举之事不能操之过急，全面推广肯定是不现实的。
毕竟，皇军眼下实际控制区只局限在萨摩一部、大坂、奈良、津市这一片京畿西南地区，面积大概只相当于皇明一两个府的存在。
哪怕京都会战能够击败德川秀忠之幕府主力军，皇军控制区也不过是向关中延伸。关东及关西的大片土地，皇军暂时是力所难及的。
但是，能不能推行科举制又关系到日本儒学界对皇军的支持，因此公公在反复权衡之后，拿出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待夺取京都之后，可以将皇军现有控制区整合成一个特别行政区，在这个特区内仿效皇明科举制度，大力扶持日本儒学界，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亦或经济方面，特区都要给日本儒学界地位。并实行科举任官制度，废除从前各藩校，以维持会体系下的学校机构推广儒学，使之和学汉语运动并行并立。
在同儒学界观察团的秘密会谈中，魏公公以天使身份承诺实行科举制，同时向日本儒学界伸出友谊之手，说明自己将向皇帝陛下上书请开一次特别恩科，届时日本儒学家可以选出一百名以下的优秀儒生前往皇明参与此次恩科。
儒生一旦选中，便可以回国担任皇军控制区实际官员，其科举所得功名（文凭）皇明朝廷予以正式承认。
“未来，维持会之临时管治体系必将移交真正之政权体系，使日本人民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