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弯下腰，捡起了那封信，拆开了粉红色的信封，露出了白白的一张纸。
“陈和平，你他妈的怎么不去死呢？”
我将信纸收回到信封里，拿在手里，准备找个垃圾桶扔了，但墓地太大，竟然找不到一个垃圾桶来。
我将粉红色的信封团成了球，随意扔在了地上，走了不过三步，还是走了回来，把那个纸团捡了起来。
我用手指一点点，撕开了信封，熟稔地翻过了信封的里面——那里是中二时约定好留密码的地方。
“我等你回来。”
——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做什么呢？
我不愿再去想，离开了墓地，回到了家中，并非我不愿意去拜祭我的母亲，而是已经做不到了。
在我改姓陈，抚养权划给爷爷后没多久，那个男人再一次发达了。
他悄无声息地挪走了母亲的坟墓，暗地里给了爷爷的儿女一笔钱，也是因为这笔钱，他们才能顺利出国，自然是将这件事瞒得死死的——这件事，我却知晓了，原因无他，负责施工的老板的儿子和我是同班同学，他煎熬了一段时间，还是选择告诉我。
那座坟墓下已经空了，祭拜也变得毫无意义，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维持着表面的情谊，或许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世界上的唯几的亲人，不愿意回来，或者说，不敢回来。
爷爷至死不知道这件事，我也很不愿意想起这件事，我不想与那个男人有任何勾连，因而纵使后来有了些手段，也没有再去寻找打听。
如今我要离开这座我长大的城，忍不住想起了她，想起这桩往事。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容颜，只记得她给红皮鞋打着鞋油，笑着说：“我去看你爸爸，过几天就回来。”
有的人，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心中有执念，一生一世永不背叛。
有的人，一辈子能爱上很多的人，当然有最爱的人，但不妨碍追寻感官的刺激，沉溺狂欢。
我收拾好了需要的东西，中途还翻出了当年张晨送我的戒指，伸手摸了摸，内里果然刻着他的名字。
我开了一瓶二锅头，将这枚戒指塞了进去，重新拧紧了瓶盖，他的扔红酒里，我的扔白酒里，想了想，忍不住笑了。
上了飞机，飞行了数个小时，终于到了鹿市。鹿市的空气并不好，天空灰蒙蒙的一片，下了飞机，扑面而来的就是成山的工作——我的前一任离职得并不光彩，被巡查组带走调查，因而积压了很多尚未处理的事情。
前一任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实干家，他试图引入更多的资本投入，但也包庇这些资本的违规行为，鹿城的环境原本没有这么差——从蓝天白云到漫天雾霾，也不过两个年头，而原本设想的飞扬的经济发展，却因为发展粗狂和产能过剩，成为空想泡沫。
我上任的最开始，就是给前任打扫尾巴的，资方与民众的层层压力都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过来，而他们的诉求往往是对立的，我不得不从中做出平衡和调节。
鹿城的民风可以用彪悍来形容，各方代表往往一言不合就开始吵架，初始还顾忌着我在场，吵得凶了直接开打，我在大环境中摒弃了过于温吞的性格，行事风格变得雷厉风行，也用了一些铁血手腕，终于勉强将事情抹平了。
但转眼又到了冬季，新的矛盾频发，干脆住在了办公楼里，没日没夜地干工作——我以为我已经足够努力了，但显然还不够，因为过往积攒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爆发了鹿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
雪上加霜的是，这次冲突直接被好事者网络直播，影响极为恶劣。纵然产生矛盾的根源在我的前任，我依旧负有不可推卸的处置不当、监管不力的责任。省里的特派组已经感到了鹿城，巡查组也正在路上，我写好了辞职信，一面解决问题，一面也做好了工作交接的准备。初始还有些惶恐不安，但随着矛盾点一个个解决，后续的安抚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压在我心头的石头也渐渐变松了——即使我引咎辞职，不再从政，至少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没有白到鹿城。
在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我封闭了所有接受新闻消息的途径，它们会影响我的判断，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不受影响、保持冷静。在事件基本解决之后，我开始接受行政审查和经济调查，所有的信息完全翻出重审，每个周末都在回答问题和写报告中度过。
这是必要的过程，我理解但依旧感到痛苦，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在工作之余，几乎没有任何的私人空间，但好在最终的调查结果中，我负有的责任较小，最终得了留职察看的处置。
在这一次的风波中，我意识到，或许因为我坐在办公室里太久了，听不见也看不见下面真正的矛盾和想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尽可能多地向下走访和调研，最终的效果也格外明显，处理问题明显圆滑和细致了许多。
来鹿城不过半年，整个人都好似扒了一层皮、脱了一层骨，变得与过往截然不同，我开始喜欢上这座城市，也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够为这座城市多做些事。
在我的工作渐渐走上正轨之后，春节也近在眼前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的春节，班子的成员大多比我大一些，再加上大半年的共事，相处起来倒也十分融洽，有人会侧面问我要不要回家过年，我摇了摇头，只说想体验一下鹿市的年味儿，大家都是聪明人，也不会再追问